北海居

1.经济发展了并不一定就消除民族分裂因素
2.转型时期信仰崩溃更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
3.宗教情绪是西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4.边疆的稳定取决于汉族人口的数量

从以上各节的历史叙述，读者对于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已有清楚的了解了。西藏百万农奴，数百年来受尽农奴主的压榨与剥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牛马式的生活，加之受到宗教的麻醉，他们终生盼望的是能够过着一个像人的生活，顶礼膜拜的是祈祷死后升天堂，来生投一个好胎，他们何曾想过要建立什么“独立国”？就是十三世达赖从辛亥革命驱走川军返藏时，他也没有提出建“独立国”。所以，“西藏独立”这个口号是外来的，最初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的。　

1.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

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在吞占印度大陆后，一方面扩大了它的侵略野心，一方面要同帝俄争夺中亚及西藏，在其向西藏进犯中，利用当时清政府外交的软弱，也利用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对英政策的矛盾，于是由提出要与西藏当局直接交涉，缔结条约，到什么中国对西藏只享有宗主权的分割中国的谬论。这个宗主权的谬论，在英国与帝俄非法的协定中被加以承认，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反对，也不管清末整顿藏政实际行使的是完全主权，更不管英国政府在北京条约实际已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帝国主义凭借它当时的大国霸权地位，发动它的宣传机器及一些对西藏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报刊、文章中谈到西藏问题时，总把这一既非事实、又不合法的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加以宣扬。以至若干年来，人云亦云，似乎真有什么宗主权似的。

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变被平息后，印度对中国内部这种事件特别热心。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议会答辩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西藏是一个自治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所能说的一切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65］“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承认过西藏独立，我们肯定地没有，因此，我们承认宗主权是不可避免的事，叫它宗主权，叫它主权——两者的区别是很微细的，这取决于国家权力行使的程度。”［66］

尼赫鲁作为一国政府总理，他讲话是要负责的，他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又在宗主权这个词上耍了个花招，他说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又说宗主权与主权的关系，只是行使权力的细微区别。这真是在国际法、国际关系上一种奇特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很明显尼赫鲁是承认宗主权这个说法的。宗主权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西藏发明的，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直接与西藏当局交往以图控制西藏；二是在需要与可能时，将西藏地方变成在它保护下的“独立”国。　

这就是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以来，西藏已完全统一在中国大家庭中，中国对西藏地方享有完全主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提出异议，只有在和平解放初期，一个远在千万里外南美洲的一个小国受某个大国的指挥，在联合国提出过什么中国侵略西藏的提案，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小闹剧而被遗忘了。

2.十三世达赖建立了“独立”国家吗？

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反对英国变为依赖英国，其历史经过前面已有叙述。十三世达赖的这种转变，很清楚是既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也为了保护西藏不受中国中央政府的压制与不公正待遇。辛亥革命时他由印度返藏，驱走汉军，正是出于这两个目的，他并没有宣告自己成立一个国家，最多只是同当时内地各省一样与清政府脱离关系。过去在清政府管辖下，自己不能做主，现在自己做主了，想进行一些改革，使西藏变为强盛，于是练新兵、行新政等事业办了起来，这时“大西藏国”的思想在英国人的鼓励下也开始有了。所谓“大西藏国”就是讲的松赞干布统治过的地方及后来宗教上加以渲染的“四水六岗”，也就是在西姆拉会议西藏方面首先提出的西藏范围。然而这只是一种古老的神话了，唐宋时西藏分裂不说，自元朝以来，凡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居住的藏族，都已划归各省管辖，700多年，它们已在各省行政管辖下各自统属，自行其政，现在西藏突然要想把这些省辖的藏族都归属它管辖，岂不是痴人说梦，是一种根本办不到的事实。达赖十三世虽有此想法，并且也向西康、青海试探一下，即被两省粉碎了。

在十三世达赖想建立所谓的大西藏国只是一种长远想法，在具体加强西藏力量的工作中，他遇到种种困难。首先财力不够，无论练新兵，办电话电报，办警察局等都要钱，没有钱就要增加税收，这就触犯了贵族与寺庙的利益，遭到反对，并且又同班禅关系恶化。其次是人力，西藏本来人口不多，而各寺庙的僧人和贵族的农奴各要占约120万人的1/3，加起来达60％，要扩充兵源，就触犯了寺庙、贵族的利益，这是为什么西藏人要赶走英国人柏尔的原因。第三，英国人也并不忠于达赖，他们拉拢和收买亲英藏人，阴谋要夺噶厦的大权，就是说英国人要铲除亲祖国、反对搞新政的人物，让亲英分子掌握政权，把达赖架空起来。自此阴谋被揭发后，达赖才开始改变亲英依赖英国采取同中央政府联系的两面政策，他圆寂后西藏方面仍继续与中华民国中央接近。

以上说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骑墙政策”，但也正式说明他的独立国的计划的破产，始终他也未建立起过什么所谓的独立国家。

3.西藏确有一股亲外国势力，阴谋要搞独立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西藏与内地的交通中断，金沙江畔，川藏军互相仇杀，与内地交往几乎断绝。所幸还有从云南、川边贩运货物，主要是砖茶的驮帮存在，也就仅此一条联系而已。相反，自英国在亚东、江孜开立商埠、驻有英国官员及军队以外，还有自江孜到亚东以及到岗拖（锡金首府），英国人设立的十几个驿站，这些设有电话、床铺、饮食厨房、饲养乘马的舒适的驿站，不只是为了英国人、外国人的，也是招接西藏的贵族、官员及与英国有关系的藏人的。这是一条有形的在当时西藏来说高级的纽带，把不少的藏人（特别是某些贵族）引向印度去了。西藏主要的出产品羊毛、牦牛尾、牛羊肉干等，都是掌握在噶厦、贵族、寺庙三大农奴主阶层之手，他们每年将这些土产品运往印度卖掉，然后运回西藏人需要的日用品、布匹，以及贵族用的奢侈品。这种商业贸易虽然被印商赚取了大量利润，然而也培养了西藏一帮大小商人，其中有名的三大昌，早已在印度的避暑胜地有他们的别墅了。从十三世达赖起，就派人留学，主要是去印度，所受的自然是英印式的教育，而朝夕灌输给他们头脑中的是西藏的独立，或西藏是一个“国家”。这一帮商人、贵族子弟在英印殖民主义者的朝夕熏陶下，自然就形成了一伙亲英印的人物。当然并不是所有商人都亲外国，比如邦达养壁就是邦达昌的主人，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大商人。何况，英国人还专心培养了一批像察绒、龙厦和在江孜受过训练的军官们呢？自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上述这些人物，都是亲外国要闹独立运动的人，但其中的确有一些人像夏格巴那样的却是些要闹独立运动的西藏上层。这些人是被外国某些人赞助、支持要搞独立国的。说实在的，他们要搞的独立，也不是什么真正的独立，不过是依附某一国的所谓独立而已。

至于说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他当政的时候还年轻，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当上国家的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时才18岁，但他比较早熟，聪敏，已经能够自己辨别一些道理了。后来，在1956年他当上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笔者当时负责西藏的外事工作，有关西藏的涉外问题，如中印谈判及签订协定，中尼（尼泊尔）谈判及签订的中尼协定，以及处理日常的涉外问题，我本人都亲自向他汇报、交谈，他还很有兴趣地问到一些情况，并一再表示拥护中央外交部的意见。在西藏当时外国来访者虽不多，但在1956年公路通达拉萨时也有外国记者团访问，特别是印度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几乎每年要来拉萨，借故（送礼物、拜会、送印度负责人的信等）要见达赖，达赖每次在会见前一定要和我商量，如何对待，对方提出问题如何回答，在礼节上要注意什么等，会见时，我一定要在座，会后还同我讨论会见的结果等.1956年他应邀去印度访问是我亲自送他过乃堆拉，到岗拖和西里古里，介绍给我驻印大使潘自力的，回想他过山口到锡金境内遇着大批印度官员时，他要我寸步不离，一直陪同到机场。我当时是作为他的下级，但负责中国在西藏的对外工作的，我们见面久了，已少有西藏那一套上下级的隔阂。据我同他近10年的接触，他不但是拥护中央的，而且还是热爱祖国大家庭的。然而他从小就在那个古老落后守旧的宗教教师及贵族政客包围之中，他并不能自己形成力量，他的两三位亲属又是在外国势力影响之下，加之大批叛乱分子和叛乱康巴的包围，1959年的被挟持走是难以避免的。

1959年叛乱分子裹胁出国的约数万人，其中大半是盲从的，有的是被威胁带出国的，也有的当时不明真相随从逃出的。后来了解了情况，明了政策，不少人又返回西藏，安身立业。其中有些人被叛变头子挟持，住在难民营，不许与汉人接近，只有作苦力谋生。笔者60年代在尼泊尔任中国驻尼大使时，当时西藏逃出的“难民”在尼有两个“难民营”，一在加德满都，一在波克拉。据我向尼方了解，他们是出于印度的压力接受这些难民的，难民受西方一些国家如瑞士、瑞典等国的接济，作一些手工活维持生计，但受他们头人的控制，不许同外人特别是中国人来往。当然这类难民，印度最多，西方、美国也有。他们之中有不少贵族子弟受到西方教育，近20年来，这些青年、中年，朝夕受到西方自由思想影响，他们中也有主张独立的，而且他们中有些人已代替了过去包围达赖身边的官员，当了达赖的随从、顾问或咨询，他们自行成立地下的逃亡政府，极力进行独立活动。他们还利用中国开放的时机，派人赴西藏煽动闹事，鼓吹独立。这就是闹西藏独立的一股力量，然而他们却与西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现在思想相差太远，但他们总要设法闹事以引起世界上某些人的同情，创造些耸人听闻的新闻。

4.什么人叫嚷西藏“独立”最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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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达赖、班禅被邀访印，康藏分裂分子要挟达赖独立

1956年，达赖、班禅被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成为他们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一次重要活动。这次去印度，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达赖、班禅完全信任，不派任何人陪同，尊重他们，听其来去自由。对他们出国后的活动，采取放手方针，一切事务基本上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达赖于1956年11月20日由拉萨起程，21日与班禅会合，24日抵锡金首府岗托。随团前往的还有西藏朝佛参观团150余人。

这时，印度的噶伦堡已成为逃亡在外的康藏叛乱分子的活动据点。除上述鲁康娃、夏格巴等人外，1955年西康省试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奴隶包括一些寺庙的喇嘛堪布和土司头人，反对改革，他们中一部分逃往噶伦堡，组织叛国反革命团体“米曼”（即藏语人民的意思）。

达赖喇嘛十四世的两位亲属均在美国，这时他们也来到印度，同上述反动势力汇合，企图包围挟持达赖，夏格巴则企图要达赖长期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并策划派人回拉萨鼓动叛乱。夏格巴对随达赖出访的噶伦等说，目前国际局势变化，过去在外国领导下的小国普遍展开独立运动［59］，因而西藏也应该逐步达到独立。

12月1日，索康噶伦、帕拉副官长、仲译清波大喇嘛、马凯萨副经师与赤江活佛等聚会讨论“西藏独立”问题，由于达赖的态度较坚定，无有结果。［60］

12月，噶伦堡一个名为“西藏福利会”的组织散发传单，提出类似要求。另外，达赖喇嘛的亲属也对达赖喇嘛进行策反，鼓动达赖去美国。

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28日两次同达赖喇嘛谈话，除了一般内容如问候访印情况外，突出两个重点：1、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都有所削弱；2、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如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这种谈话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它对那些阴谋搞“独立”的势力是一种鼓励和配合。

班禅一行参观完毕后，即于1957年1月乘飞机返回西藏。达赖一行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是否回藏及是否去噶伦堡成为重要问题。

1957年1月19日在噶伦堡的西藏协会、西藏商会、各寺庙代表20余人集会，商讨请求达赖去噶伦堡问题。在一个有20余名外国人参加的招待会上，有一位堪穷宣称，达赖来噶伦堡居住，标志着西藏今后将走向独立，也表明达赖愿意与西藏人民一起走向自由的道路。

当时噶伦堡这个各方特务、反共分子麇集的中心，聚集着英美等国的各种人物及传教士约50余人，由美国的“自由亚洲会”提供经费，对西藏进行所谓“匈牙利”式活动，并偷运进小型武器，准备在藏搞武装闹事，印度的亲美集团支持这些活动。

这时，在拉萨也有闹事的迹象.4个代本的藏军自行扩充兵员，并秘密签订“联盟书”。三大寺也有秘密聚会的消息。一小撮反动分子策划利用达赖在印期间在西藏制造流血事件，使达赖不能回藏。

夏格巴阴谋劫持达赖，他计划在1月份达赖、班禅等参观加尔各答时，企图用汽车把达赖劫到美国总领事馆。由于印度采取了措施，未能实现。
　　
（二）周恩来总理亲自访印进行工作

在上述阴云密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及1957年1月两次应邀访问印度，周恩来总理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周总理表示，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向中国西藏进行破坏活动。尼赫鲁作了长篇表白，最后表示，达赖、班禅两喇嘛将由原路返回西藏，关于特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印方将予以注意。自这次谈话后，印度方面对特务分子的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周恩来总理在访印期间，同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坚定了达赖的立场，确定了今后西藏工作的方针。达赖说过去藏印间在宗教、文化上联系较密切，而这次来，感到印度方面拉拢他的力量很大。

周恩来总理透辟地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转告了他与尼赫鲁的谈话，提出某些藏人在印度搞阴谋，对于达赖等的安全，尼赫鲁表示给予保证。关于西藏工作，周总理明确告诉达赖喇嘛，中央政府决定6年不进行改革，6年以后是否改革，届时由西藏自定。西康方面的改革问题，西藏地方不必派人去调查处理。

周恩来总理然后会见达赖随行官员，针对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阴谋的想法，周总理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候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61］

经过周恩来总理耐心工作，人心趋于稳定，搞阴谋的受到了揭露与打击，达赖的立场重新坚定起来。他对潘自立大使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见，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曾经发生动摇。自与周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随行的大部分官员也稳定了。特别是中央决定6年西藏不实行改革，以后是否改，可由达赖做主，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但此次出访，在印度出了乱子，印度也负不起责任。

接着随行的噶伦们邀请夏格巴、洛桑坚赞等开会，对他们进行说服，结果争吵起来，夏格巴等人大骂噶伦。噶伦们和其他随行人员决定必须保证达赖安全返回西藏，途中经过噶伦堡时要印度负责安全。在随行的噶伦们取得意见一致后，决定达赖只作宗教活动，不谈政治，并要求夏格巴等在噶伦堡不闹乱子。

达赖等一行于1957年1月20日抵噶伦堡，2月初回藏。

美国的特务、印度的顽固分子和一小撮西藏的反动分子，企图利用达赖访印搞“西藏独立”、让达赖留印的阴谋，这次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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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对印度干涉解放西藏的斗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印度驻拉萨代表、英人理查逊唆使达扎摄政进行所谓反对共产党的“驱汉事件”。噶厦派人占领了国民政府驻拉萨的电台，并派兵监视国民党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催促其立即整装启程。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拉萨的电台被捣毁，台长受伤，所有在拉萨经商的汉人都被驱逐，连寺院里的汉人僧人，也无一幸免［56］。这显然不是为了什么防止赤化。西藏地方政府经由印度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说，为了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特请求中央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面临土崩瓦解，自顾不暇，其驻藏人员分三批经由印度离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时，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积极设法唆使西藏当局进行军事部署，企图抵制解放军。理查逊派遣其驻拉萨的电台工作人员英国人福特，携带收发报机和大批汽油前往昌都，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福特还在青海、西康交界处设立分台。他的电台同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以及噶大克的英国电台联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于1950年11月命令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积极准备进军西藏，帮助长期遭受英、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政权压迫的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当局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问题。为了解放西藏，统一祖国，驱逐外国势力，保卫西南国防，中央决定进军西藏与和平谈判同时进行。

早在1950年8月，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西藏问题，他说什么印度对西藏并无任何政治上或领土上的野心，但同西藏有宗教上、文化上极亲密的关系，劝中国不要进军西藏，要同西藏的代表和平解决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理印度及其他外国的阻挠和干预，开始向西康进军。印度政府于1950年10月21日、28日、11月1日连续向中国政府提出3项照会，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印方3项照会的主要内容为：

1、以威胁口吻反对中国进军西藏，说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将使国际上有借口进行反华宣传；
2、联合国即将讨论中国参加问题，这时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引起严重后果；
3、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会引起世界的紧张局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
4、要求和平谈判以调整所谓西藏在中国宗主权范围内的自治的合法要求。西藏自治是一事实，忠告中国和平解决；
5、除非中国命令其军队停止向西藏推进，印度政府才不再劝阻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
6、印度由于惯例和协定在西藏享有特权，即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与亚东有商务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及电讯机关，为了保护这一商路，40多年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等。印度政府切望这些机构应该继续存在。

印度政府这样赤裸裸地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完全暴露了它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称霸南亚的野心。它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外交部复照一一加以驳斥：

1、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得到如何结果，均属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
2、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
3、西藏问题与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那些以中国在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为借口，阻碍中国进入联合国组织的企图，只能表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
4、印度政府不顾事实，对中国政府在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的内政问题，认为势将助长“世界可悲的紧张局势”和国际纠纷，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57］

中国政府的复照坚决指出无论西藏地方代表来不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或非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中国边疆是坚定不移的。

印度政府除用外交手段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外，还采取了其他种种非法干涉的手段，如支援藏军军火，帮助调动藏军去昌都前线阻止解放军进藏，派人在前线设立电台收集情报以及阻止西藏代表来北京，等待国际干涉；同时印度各种报纸、新闻报道强调西藏为一独立国，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中国西藏是“侵略”，煽动印度、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对中国恐惧不安。美国指使中美洲一小国在联合国提出所谓中国侵略西藏的提案；等等。　

在进行上述种种活动的同时，印度当局还指使亲英印分子将17岁的达赖十四世移住到亚东，准备逃往印度。这一行径不仅仅是为阻止中国解放西藏，还企图走十三世达赖1911年的老路，继续搞所谓西藏独立活动。

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1年3月21日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提出：　

“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增进一步。

“从前的摄政（指达扎活佛）正在引诱达赖离开西藏去印度。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此，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58］

周恩来总理的严正表态，使新成立不过3年多的印度政府对中印关系不得不加以认真的考虑。印方答复中国外交部：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只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1950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歼灭藏军7个代本的兵力，争取了1个代本的起义.1951年2月西藏地方派出代表来北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7条，西藏地方完全回到祖国大家庭，印度及其他敌视国家企图分裂中国或妄想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打算都破产了。
　　
（二）取消特权，签订中印关于藏印关系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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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不承认“麦线”的交涉　解放前的“独立”活动

　　
（一）西藏噶厦不承认“麦线”，与英国及印度政府的交涉

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间的东部边界，从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接点起，东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接处止，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这条线的大致走向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直到察隅河下游，再向东南行到达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49］

这条传统习惯线是中国西藏地方多年来施行行政管辖而形成的。在这条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分为门隅（即门达旺）、珞瑜、下察隅三个组成部分。

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柏尔诱惑西藏代表作了秘密交易，条件之一是要帮助西藏获得“独立”；二是要使西康的汉军全部立即撤回汉地。

后来，藏军侵入金沙江以东，遭到川军的打击失败；英国同意的两个条件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于1914年西姆拉划定的红线（麦线）相应地也不予承认.1944年8月英印代表古德与噶厦会谈，提到英印政府派军进入下察隅和门达旺的噶拉塘一事，当时西藏“外交局”明确表示：1、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线”；2、立即撤退进驻在西藏领土上的英印官兵。

1944年10月英印政府代表古德向西藏噶厦递交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为：

1、英印将通过外交手续帮助西藏自治；2、印度政府愿意改变边界，即从色拉（色拉是门达旺南、噶拉塘北间的一座山）起，不是向塔湾以北而是向达旺以南伸展。印度政府将不反对西藏政府在色拉以南征收一些寺院的布施（即贡款）；3、请求西藏政府官员不要在色拉以南行使权力，英印已建立的哨卡不能撤退。［50］

1944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英国乘人之危，企图同西藏地方政府以上述各点谋求妥协，取得非法“麦线”以南的大片领土。

1945年4月原西藏“外交局”给英驻锡金专员帮办代理巴布洛桑的信中说明：

英占瓦弄、噶拉塘，“以事关边界，系涉及到目前长远的根本大事，乃提交西藏地区大会磋商，……英国新派其官兵到了西藏土地上，作为被西藏当作求靠对象的大英国政府，竟制造了占领无可置疑的系属西藏的领土的新情况……查英国居中调解之“中藏和议”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成效，且条约（指西姆拉条约）也未载有将上述地方给予英国的明文，自木虎年迄今30年左右时期中，一直无任何议论，此次却新生枝节，声称西藏领土属英国占有，对此种说法，实断难接受。若不立即撤走在噶拉塘、瓦弄的官兵，则有似于大虫吃小虫的行径，势将构成使英政府之坏名声遍传于世，亦必然构成使西藏僧俗人民深切痛心之因素”。

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麦线”，反对英军占领土地最明确最强硬的一次表示。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成立印度共和国。它虽然是从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位取得独立，但它却要继承英帝国主义英印政府时在南亚次大陆包括中国西藏内的一切特权，要在西藏享受特殊地位。原来英印政府任命的驻拉萨代表英国人理查逊，印度政府继续任用他担此职务。关于印度要继承英国的权益问题，理查逊于1947年5月代表印度政府向西藏噶厦提出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两点：1、1914年在西姆拉所订的藏英条约内容及附订的通商条约等，在印藏双方未就新订条约的事有所举措前，印度政府愿承担义务，照旧遵守现有之条约；2、江孜、亚东、噶大克商务委员、驻拉萨代表照旧留任。

印度独立，曾一度引起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波动，认为印度在某些地方同西藏一样，依赖大英帝国，给予英国许多权利，现在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据此西藏也应照样从英国享有的特权下摆脱出来。原西藏“外交局”局长索康于藏历六月十一日以委婉的措辞向理查逊提出：

“过去英藏间发生战争，因而就边界、通商等陆续订有条约。如今英国在印度（的权益）已告彻底结束，自不能以英藏间所订条约行使于印度政府与西藏间，因而印度新政府和西藏间的边界等问题，只怕会要重（订条）约吧……”

理查逊当时答复，暂时仍遵守过去的条约，以后如果认为其中有不合适的地方，再慢慢商谈就条约进行修改。理查逊也是以婉转的方式加以拒绝。

西藏地方当局要求修改过去英藏条约从而建立印藏间新关系的谈话，遭到印方拒绝后，1948年1月13日理查逊代表印度政府与原西藏“外交局”会谈，谈话主要内容有：1、阻止西藏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会议（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召开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事，西藏原有5名代表出席会议，在印度干涉后，又宣称他们是以外国来宾资格观礼，不参加选举会）；2、关于是否遵守过去英藏条约问题，理查逊施加威胁说：“印度政府获得了连同（英国所订有关）印度的条约及其一切权利，只是为了亲善，才来请西藏政府答复遵守条约的问题，如果不予回答，似乎不予置理的样子，将会使印度政府感到不快和对西藏本身带来危害。而且如果对印藏之间的这些条约不加遵守，西藏可是没有什么可作为国家的文件的依据，尚望就此考虑。”

在印度方面施加威胁下，西藏地方当局仍坚持要先归还领土，原西藏“外交局”于3月答复印方，其主要点为：“关于是否遵守英藏条约问题，……应将印藏边界的无可置疑的系属西藏而先后落入印度的土地、庄落、百姓都归还给西藏（所提地名即1947年给尼赫鲁信的内容）。（对于这些地方）西藏人民极为痛心和深感惶惑不安。因而如果能够将凡属西藏的地方都归还西藏政府的话，对于使西藏人民安心将有很大的关系。尚望就此明白答复，届时当再就过去的条约问题进行商谈……”［51］

1948年11月理查逊通知西藏地方当局：“印度政府继承了（英王）陛下政府对西藏的权利和义务，并将继续恪守存在的各项条约直到双方均愿达成新的协议为止。”又说：“如果西藏不遵守英藏条约及印度继承权益的话，印度、西藏间现有一切交通来往即将断绝。”

印度政府已不要西藏方面对于是否遵守旧条约作出答复，而直截了当采取大国主义手法，宣布它就是要继承，否则将采取封锁手段（断绝交通来往）对待。这样，西藏地方当局就暂时将此事搁置下来。

这次交涉结果，正如噶厦在1952年10月对中央代表张经武说的，过去西藏“想同英国、印度商谈，我们力量小，他们不理”。印度政府就是这样单方面地决定要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权益和占领土地，完全是承袭了英帝国主义的做法。
　　
（二）解放前进行的“独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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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干涉中国统一西藏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月，孙文临时大总统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发布命令：“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0月，大总统下令恢复达赖喇嘛封号，同时加封班禅。命令还说“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29］

但自达赖十三世在英国支持下，下令驱逐汉军，在西藏前后藏向汉军及联豫、钟颖等进攻［30］，西康的土司、头人乘机取消改土归流，各地纷纷暴动，一时康藏局势大乱。袁世凯命四川督军尹昌衡率兵进入康藏平息战乱，称为征西军。藏军在拉萨驱走汉军后，进入西康与川军交战，形势紧张。当川军入藏，袁世凯政府为了避免误会，由外交总长面告英国公使，谓川军入藏全为平乱，希英国严守中立.7月间，川滇军进展，节节顺利。英国见形势不利，英公使朱尔典会晤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提出5点：1、不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中国官吏不得在西藏行使政权，不得改西藏为行省；3、中国不得无限制派军队驻藏；4、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要求根据以上各点订立协议，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5、在订立新协议前，封闭一切经印度通往西藏的道路。

朱尔典更施加压力，说中国一定要派兵进藏，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袁世凯遂下令停止川军入藏，改任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同时答复英国，对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表示不满，并根据1906年《续订藏印条约》第二款，英国允认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也允许不准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政，但条约并无限制中国行使在西藏的主权的条文。答复中，驳斥了英国的无理要求，说明中英两国关于西藏已有1906、1908年的条约，无订新约的必要。这个答复，自为英国所不满。

自民国政府宣布停止川军入藏后，达赖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提出恢复汉藏关系的条件，提出每年补助500万元，西藏自由训练兵队，西藏官吏由西藏人充任，等等。同时又派人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谈判。　

当时，川滇两路军队已会师澜沧江，准备直趋拉萨。在军事上来说，统一西藏是无问题的，尹昌衡已作了进攻拉萨的计划。但是袁世凯政府一心要得到帝国主义对他统治和做皇帝的支持，不惜倒行逆施，屈服英国的压力，下令停止尹昌衡的军事行动。这样使得英国更加肆无忌惮，一面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一面竭力唆使西藏当局断绝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鼓励它进行亲英反对祖国的活动。民国2年，袁世凯政府即派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拟由海道经印度赴藏。陆兴祺到印度后，英人不许其入藏，英国声明“藏约未议结期内，中国不能由印度与藏交通，来文宣布护理驻藏大臣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原文退回”。并说陆“不得与藏人通信，倘必抗办，印政府惟有令君离印”。［31］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太蛮横无理，中国派的护理驻藏大臣为什么要英国承认？为什么不许陆与藏人通信？这时达赖正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并又派人到打箭炉与北京政府商谈恢复关系的谈判。达赖十三世这时并没有“独立”的要求，只提出了在中国政权之下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32］
　　
（二）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各列强在是否承认问题上意见不一，各有各的打算。以英国来说，除了要保存它既有的势力范围及权益外，就是要攫取西藏。

为了夺取西藏，英国首先破坏达赖代表与尹昌衡在打箭炉的会谈，并提出若不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谈，由英国作调解人，英国就不会承认中华民国新政府，并断绝经由印度去西藏的通道。在印度召开的三方会议，若中国不派人到会，英国将与西藏自行订约，中国不能享有订约的一切规定。这个时候，赞同袁世凯组阁政府的朱尔典，完全是另外一副面目，与袁的私交不见了，以大英帝国的威力逼迫袁世凯，袁政府为了求得英国的承认，不得已同意中藏英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

1913年11月开始的西姆拉会议，中国首席代表为陈贻范，副使为王海平，英方首席为印度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英驻华公使罗斯、驻锡金专员柏尔为顾问，西藏方面为夏扎伦青。［33］早在开会前，英印政府随即派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深入江孜，会晤西藏噶厦参加会议的代表夏扎伦青。经柏尔示意，会议将讨论西藏的范围，要夏扎“收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的各州县等项之文件，携之赴会”［34］。于是“在拉萨政府之档案处大行收罗……举凡家宅，寺院、佃户、田主、租税、进款之册籍、门户炉户之册籍、判决书、指令以及其他实际行政之证据、民兵之表册、各县分摊军费之合同、法律规章等等，无不收集，以便要求将先后为中国管辖之各县藏民，仍然退还归拉萨政府统治。”［35］这里英帝国主义分子煽起了所谓“大西藏”国的野心，以扩大英帝国的统治。在收集所有这些资料后，柏尔与夏扎等在亚东住了3月，讨论在会议中对付之办法。

中国代表陈贻范等于1913年10月到印度，英印政府竟不许他与藏方代表来往。西藏代表等一切行动，英方都派有人“陪同”招待，实则进行监视。这是一种非常无理的做法。英国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搞了两套阴谋，一是公开与陈贻范讨论的所谓西藏政治地位与内外藏划分问题，由英代表提出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拒绝签字，公开声明不予承认，这个经过大家都已知道，在此不多叙述。

我要谈的是英国搞的第二个阴谋，就是以扶植西藏独立，划出麦克马洪线的阴谋。

英国代表同西藏代表私下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英帝国主义分子以反对中国帮助西藏独立为名，攫取中国大片领土，逼迫西藏同意在“麦克马洪线”地图上签了字，夺取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就是所谓的“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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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拉拢达赖，企图将西藏置于英印政府保护之下

（一）英国拉拢班禅企图代替达赖，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十三世达赖离开西藏到内地后，英国在藏找不着代理对象，转而拉拢九世班禅以代替达赖.1905年英国驻江孜商务委员果洛来日喀则，邀请班禅去印度，英国官员鄂康诺说英国太子要来印度，全印将有大会欢迎，英王太子想见班禅。班禅以需要禀告中国皇帝推辞，但不行，英国人坚持要他去，并来洋兵50余人，逼得班禅不能不去，乃函驻藏大臣有泰：“奈伊逞其兵威……只得不顾性命，暂行前赴噶里噶达（加尔各答）。”清政府知道后，即电示在印谈判的张荫棠注意，若班禅有与英人签约事，须申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清政府并将同时通知英国政府。班禅到加尔各答，即住在张荫棠的对门，英国给予以最优待遇。张荫棠于12月5日电告清政府，“闻英政府拟令班禅请英扶藏独立，归英保护，并令其回藏即宣告中国不能治藏，西藏不能不自治以成独立”。［19］2月22日又电，英拟将班禅回藏赴拉萨代达赖。这些都遭到班禅的拒绝。班禅于1906年1月返扎什伦布，后来，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曾赴日喀则与班禅密谈。

英国人此次拉拢九世班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想以班禅代达赖不成，就要班禅在后藏独立起来。虽然遭到班禅的拒绝，但英国人挑拨了前后藏的不和，引起了班禅与达赖的矛盾。
　　
（二）清政府整理藏政

西藏经英军侵略战争，十三世达赖又远在内地，西藏地方情况紊乱，如何整理藏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命张荫棠进藏察看情形，拟定善后事宜。张荫棠到拉萨后，认为西藏英人势力深入，藏务百废待兴。他说英人志吞春丕、江孜一带席卷后藏，除进窥川滇，并要打通阿里、拉达克、阿富汗等处，与俄争衡。英日协议，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今日之高丽，即西藏前车之鉴，实为堪忧。现在印度土人时有抗英运动，英国正有内忧，应乘此时，切实整顿藏政，否则后益难治，因此，他提出设立交涉、督练、盐茶工商、财政等九局，进行改革，［20］接着他做了几件事：

1、参奏有泰和驻藏官员的劣迹丑行；2、参噶伦彭错旺丹，贪黩顽梗，勒索百姓.11月29日清朝发布有泰等人革职处分的命令，刘文通、松涛等7人革职归案审办，另外3人勒令革职留任，有泰先革职查办，彭错旺丹革职；3、提出“治藏政策”；4、签订《藏印通商章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5月张荫棠查办藏事完毕，由驻藏大臣联豫接办。张荫棠同噶伦旺曲结布去印会谈《藏印通商章程》.1908年谈妥，签订通商章程15款，此章程于1908年4月在加尔各答签字。中国代表张荫棠，英方代表为韦礼敦，西藏代表为汪曲结布，三方共同签字。此为中英藏三方会谈并签字开了先例。在这次谈判中，英国坚持要有西藏掌权代表参加谈判和签字，清政府无法，只好让步，加派了西藏噶伦旺曲结布为代表，会同清中央政府代表张荫棠在《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上签了字。虽然该章程总纲中写有“西藏大臣……禀呈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和随同签押等字样，但这开了一个极不好、暗示西藏为一方面的先例。

英印政府凭这个章程扩大了在藏的权力，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了3个商务委员，在亚东、江孜设立兵营，驻扎军队，从锡金的岗拖到江孜，设了十几个驿站和兵站，安置有电话电报，沿途派人看守，俨然将这一段路程和地段视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三）英国拉拢十三世达赖亲英，辛亥革命发生，英国策划达赖驱逐川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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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殖民主义者提出所谓“宗主权”，企图分割中国西藏，并进行武装侵略

　　
（一）英国借口旅行通商进入西藏

英国控制尼泊尔、不丹，并将锡金置于直接统治下，实际对中国西藏地方进行了包围，然后以旅行通商为借口要进入西藏。

英国提出在西藏旅行、通商问题。光绪二年（1876）因滇案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其中有专款，同意英国派人去甘（肃）青（海）游历，探访经由西藏去印度的道路。接着有一批英人由青海、甘肃、四川、西康等地，要去西藏旅游考察。

清政府对这些“游历”外人，知道他们不怀好意，采取劝阻办法；不行，则派人随时保护。西藏噶厦则是不惜以武力坚决拒绝洋人入藏。

中英会议缅甸条约，清政府承认将缅甸主权完全让与英国。英国同意不派人入藏游历，而提出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当时驻藏大臣据此建议以大吉岭为藏印通商中心。但噶厦、三大寺坚决反对，不但禁止百姓前去通商，并在各险要路口上（如隆吐山）建卡设兵断绝交往。
　　
（二）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藏印条约的签订与划界纠纷

噶厦政府于光绪十二年（1886）派兵在隆吐山设卡，阻止藏人与英通商，也是防止英人来藏游历。

英驻华公使华尔森向清总理衙门提出，要藏人不可妄为.1887年又提出照会施加压力，藏人不退，要自行调兵驱逐。

清政府把同情藏人抗英不撤隆吐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代以升泰。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二十日，英军约四五百名向隆吐山进攻，当即被击退.4天后，英军大举进攻，藏军受到惨重损失撤出隆吐。噶厦、达赖又动员近万人，1888年6月以3000人向隆吐山反攻，10月第三次反攻亦遭失败，退至仁进岗。英军占领咱利、亚东、朗热等地，将哲孟雄国王土朵郎思哄骗回锡，囚禁于噶伦堡。

1889年2月清政府派升泰为全权大臣去印，同印督蓝士顿会晤。升泰不理藏方意见，于1890年3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其中主要有：1、藏哲界，不丹交界支莫挚山起，分哲属梯斯塔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岭一带山岭为界；2、哲孟雄属英保护，不得与任何外国交往。西藏方面反对把哲孟雄划归英国为保护国。

1892年清政府任奎换为驻藏大臣。中英双方派人于1893年10月在大吉岭签订“藏印条款九款续款三款”，规定1894年在亚东正式设市。但西藏地方政府坚决反对在藏境内通商，“凡英人通商之地即变为英人之地”。英人先提出江孜或帕里通商，后议定为亚东。英代表保尔提出先来春丕、亚东看看，藏人不许他来。英方同意先在亚东通商，5年为期。以后再议。

1894年亚东正式开放，英国派汪德尔（Waddle）为委员驻亚东。

中英藏印条约，确定藏印（哲孟雄）边界走向，后来在正式勘界时，引起了划界纠纷。清政府和西藏地方都主张以乾隆时设立的鄂博为界，但在订约时并未写明，含糊地写上以梯斯塔诸河流的分水岭为界。同时，西藏地方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达赖十三世亲政。当时西藏处在一个动荡时期，一方面英帝积极侵略，难以阻止，隆吐山一战，财力人力损耗很大；另一方面清政府国势已弱，难以依靠。

英方勘界委员锡金专员怀特，在没有中方人员参加下，于光绪二十一年在亚东一带山顶私自树立界桩，遭到藏人的反对，就把它们捣毁。怀特再设，藏人再毁，藏印（哲）边境形势紧张。

英印政府经过这段活动后，提出要摆脱与清政府的正式外交，分化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决定与藏方直接交涉，若藏方不派人商谈，他们将乘机入藏，即占领西藏，代清政府“治理”。所以英印总督寇松先是于1899年，后又通过不丹代表要同达赖直接交涉，均被拒绝。光绪二十九年（1903）英国派出荣赫鹏为代表，通知中藏方面在藏哲边界举行会谈。驻藏大臣派三品知府何光燮，噶厦大仲译（秘书长）为代表前去边界会谈。在干坝会议时，荣赫鹏说什么要同英方会谈，西藏须派一极品全权番（藏）员，能够全裁藏政，言而无改的方妥，不承认中、藏派的人为全权代表，会议破裂。

同时，英驻北京公使萨道义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大员和噶伦去干坝宗和荣赫鹏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三大寺坚决不同意在干坝宗开会，要英国人退出边界以外，谴责英国无理越界，要求清政府派兵帮助西藏保卫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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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早期活动

西藏自13世纪中叶即归属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7世纪，西藏曾由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但经过朗达玛毁灭佛教被杀，藏区大乱，各土邦分割，互相争杀达300余年。300年来，原来吐蕃王朝后裔已灭亡，新的土邦贵族兴起。这些贵族已不复有吐蕃王朝的意识与观念。后来佛教恢复，各教派先后林立，各地土邦王与教派互相争夺权势，他们权力的唯一根据是谋求中国大皇帝的封赐。中国皇帝的封爵、颁给的金册、金印等是作为他们拥有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自1264年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国师，赏赐十三万户以来，经历元明清三个朝代，7个世纪，西藏一直是连续不断地归属中国大皇帝管辖，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0多年来，西藏的宗教派别此起彼落，西藏的各贵族轮番掌权，但没有任何一个西藏掌权者曾宣称要自立一国，既没有这种思想，更没有这种活动。［1］自元代以来，中华帝国以外的邻国也从来没有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都承认它是属于中国大皇帝所管辖。这些史实已有许多书籍记载，已成为全世界尽人皆知的事实。

那么，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从何而来？这就要从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从分割西藏下手达到侵略中国目的的企图谈起。

（一）英国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失败

英国殖民者占领全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1764年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后，即向阿萨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侵犯。当时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小国有布鲁克巴（不丹）［2］、哲孟雄（锡金）［3］和尼泊尔（廓尔喀）［4］，它们都是中国的藩属，是中国西藏地方的屏障。东印度公司首先与不丹接触，发生冲突，并经由不丹意图进入西藏。

但是18世纪中叶，清军打败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犯后，不但廓尔喀臣服中国，清朝皇帝也加强了对西藏管理，特别是对外通商与交通方面，完全由驻藏大臣直接掌握。

1770年东印度公司吞并了属于不丹的库赤·贝哈尔，引起不丹人的反对；1773年英国人占领了不丹的布华、奇恰可塔等地。不丹政治上的统治者德布王即向六世班禅求救。［5］班禅即找一印度托钵僧普南吉［6］带信给东印度公司总督赫斯定，要求他不要侵犯不丹。赫斯定即趁此机会于1774年派秘书波格尔（George　Bogle）来藏，探求与西藏通商的途径。波格尔于1774年11月到扎什伦布，住了5个月。他要求去拉萨，未得同意，班禅介绍他同拉萨来的官员会谈，拉萨官员说，西藏归由中国大皇帝管理，没有大皇帝的批准，他们不能做主。波格尔要求单独和班禅签订一个商约，自然也遭到拒绝。英国人第一次来藏要求通商的目的未能达到，［7］波格尔经过观察，提出入侵西藏的办法。他认为由于交通与给养问题不能直接用武力解决，先要占领阿萨密，然后以阿萨密为基地，逐步向喜马拉雅山进攻。［8］他说，欧洲人、英国人到西藏经商是不适宜的，最好利用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等来推销英国的货物，他在扎什伦布就遇见过这些人。尔印度公司为了拉拢不丹和西藏，派他为旺甫尔（靠近阿萨密）税官，但他于1781年死了，结束了英国人第一次入藏的活动。

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后，1783年英国又以庆贺班禅灵童坐床和摄政为名派代表忒涅入藏活动。扎布伦布寺摄政仲巴呼图克图说，班禅灵童年小，中国大皇帝不许与外人相见。忒涅要求通商，仲巴说，达赖、特别是大皇帝不同意，也未成功。忒涅又提出由东印度公司在扎什伦布开一商店，由英国人来主持，这个意见自然也遭到拒绝。忒涅返印报告说，七世班禅成长后会对英国友好，他说中国统治是阻碍通商的直接原因。［9］

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两次派人入藏的目的是：1、希望同不丹、西藏签订通商条约，扩大贸易，这个目的未能达到。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在印度的暴虐行为引起不丹、西藏人的疑惧，不丹、西藏也没有和英印通商的要求.2、英国企图通过西藏与中国内地的通商也失败了，英国资本——殖民主义者的野心要由西南方面，中国的后门打开内地市场，当时西藏完全在清政府管理之下，进入西藏已不容易，要经过西藏打入中国内地更不可能了.3、了解西藏的情况的目的是达到了，波格尔提出侵略阿萨密、不丹的意见被采纳。忒涅提出的中国的统治是阻碍通商的根本原因，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要分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要求与西藏直接交涉的政策根据。
　　
（二）英国控制尼、哲、不，打开进入中国西藏的门户；清政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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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史，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的历史环节。对这一环节的审视，将有助于增进世人对西藏近代和现代史真实情况的了解。转载本文旨在使读者简要了解西藏地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同中国历届中央政府的关系史，相信读者在阅读了以下史实后，对于“1911年以后西藏曾经脱离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传说的可信度，会作出自己独立的合乎逻辑的判断。

众所周知，早在唐朝公元7世纪时，藏汉就通过王室间的通婚、会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历史基础。

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赋予萨迦系统治西藏地方的权力，在中央设立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事务。建立帝师制度，封授政教首领，划分行政区域，任命地方官员。清查户口，厘定财赋，将西藏地方划分为13个万户，万户长由朝廷直接封任。在西藏和藏区分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辖驻军和各万户的行政事宜。

14世纪后期，明朝政府承袭元朝治理西藏的体制，实行“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的政策，使西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17世纪以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1721年建立了噶伦管理政务制度。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1792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的活佛转世及地方行政、财政、军事、外事等作了明确规定。它标志着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达到了制度化、法律化的程度。

清朝末期，英国两次武装侵入西藏，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处于动荡状态，英国为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沦为英印政府附庸的目的，采取了种种侵略行径。由于英国的挑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不够正常。尽管如此，英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窃取西藏的阴谋并未得逞，而是遭到了包括大部分西藏上层人士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阴谋炮制者自己)在外交上正式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地方也从未脱离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而“独立”。

一、辛亥革命后，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的一贯立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当时国内政局不很稳定，但历届中央政府都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管辖的原则立场，对于外国侵略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并采取各种措施行使对西藏的主权管辖。

1、民国政府对西藏主权的重申

民国成立之初，即宣布她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精粹的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指出各省的独立，不是独立王国之意，而是摆脱清廷的一种联合行动，并对西藏、蒙古等地方给予了特别声明。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这就明确指出西藏等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地位同各行省一样，对国家事务有参政权。

1912年4月22日《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强调：“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现在统一政府业已成立，其理藩事务，著即归并内务部接管......。”

1914年5月在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中又重申：“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蒋介石1929年9月23日分别致电达赖和噶伦，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态度。在致噶伦书中指出：“政府秉承遗教，一视同仁，藏卫虽遥，其地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其人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无不尽力扶植地方自治之基，以争存于世界。”

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蒙古、西藏之地方制度，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以后在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又指出：“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关于国民大会也有明确表述，“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并规定在全国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也包括有西藏地区的名额。

上述史实表明，辛亥革命以后历届中央政府都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从法律上作出了规定。

2、民国政府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分裂西藏的阴谋

民国初建之时，国内政局动荡，政权不断更迭。英帝国主义者利用这种纷乱局势，阴谋攫取西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1914年英国一手策划了“西姆拉会议”，炮制了“西姆拉条约”，公开把我国藏族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等，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条约”，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1914年7月3日，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奉命拒绝在“条约”正约上签字，并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签订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英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西姆拉会议后，英帝国主义者并不甘心其失败，继续玩弄阴谋，制造各种事端，以期实现其阴谋目的。

1942年7月，西藏噶厦厅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并以断绝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相威胁，迫使驻藏办事处与这个所谓“外交局”发生联系，以谋求西藏独立的口实。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中央，并在报告电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失消，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8月5日，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噶厦转达了行政院训令：“对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设置机构应遵守的原则：（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并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由于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英帝国主义利用成立“外交局”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宣告破产。

1947年英人挑唆噶厦制造“泛亚洲会议”事件和“商务代表团”事件，中央政府均通过各种途径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给予了坚决反对。

二、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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