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居

民主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领导人由选民或者代表通过选举方式产生。中国的选举方式一大特色就是实行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

所谓等额选举，就是指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的选举。也就是说如果有1个职位，那么只推选一位候选人让代表们进行选举。目前实行等额选举的，主要有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党的基层组织的书记、副书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以实行等额选举。1953年中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规定一般采取等额选举的方式。现在为了体现更加民主，一般会在正式选举之前，以差额选举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然后在正式选举中实行等额选举。

所谓差额选举，就是指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的选举方式，也叫做不等额选举。1979年通过、1982年修正的《选举法》规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即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法对差额选举的比例作了如下规定：（一）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二）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选举法所以要规定两种不同的差额比例，是因为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单位是选区，而每一个选区一般只能选出1—3名代表。

目前，中国所制定的选举法，针对的只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并不涉及到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的选举方式，地方领导人的选举方式由地方组织法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时，都是实行等额选举。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名选举各部委正职领导人也是实行等额选举。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实行差额选举是基本原则，只是在候选人确实只有一人的情况下，作为例外，也可以进行等额选举。正是由于这一“例外”，现实中，许多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的选举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运作为等额选举，因为这样的选举比较保险，容易操作，便于实现党委意图；而差额选举要多一些程序，搞得不好还难以保证党委推荐的人选当选。所以湖南曾经发生过一名市长经过三次等额选举，才获得了多数票，第一次没通过，组织上就找各位代表做思想工作，然后再投票，还没通过，继续做工作，直到投票通过为止。

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帝王专制时代的立储，也就是选立太子的情况。等额选举就好似“立长不立贤”的嫡长子制，因为嫡长子就只有一个，所以候选人数和应选人数相同，不同的就是一个是由皇帝来决定，一个是由代表们经过投票这种形式上的程序来决定（实质上是由执政党中央政治局及其地方上的党委决定）。而差额选举就好似“立贤不立长”，让诸多皇子去竞争，最后获胜者才正式确定为太子。

清末新政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主观上并没能如清政府所愿，挽救清廷的统治危机。孙中山自1894年创立兴中会之后，便开始了其武装反清的活动，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

历史背景
1.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后，沙俄军队盘踞在东北迟迟不肯撤退，妄想侵占东北。这与英国和日本发生矛盾，在英国支持下，日本于1904年对东北俄军发动攻击，日俄战争爆发。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日俄共同瓜分东北而告终。日俄战争期间，英军入侵西藏，德国军舰驶入长江，要求租借洞庭湖、鄱阳湖一带。

2.外国资本对华入侵加剧。中国矿山、铁路利权被西方列强进一步掠夺。

3.农村经济的残破衰败。亿万农民的赤贫化，引起农业生产进一步衰退，流民数量不断增加。

4.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在1895-1898年，1905-1908年，1909-1910年有过三次发展高潮，进一步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

民主思想传播
1.创办刊物，出版书籍，抨击清廷，宣传革命。上海和东京是当时的两个中心。

2.与维新派展开论战，批驳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

3.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礼教。

武装起义特点
兴中会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成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的活动，直至武昌起义后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这些武装起义主要有如下两种：

1.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2.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临时政府地位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政体形式是总统制共和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主要内容共4章21条。
第1章包括“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的产生及其权限；
第2章包括“参议院”，规定了参议院的组成、议员的产生以及参议院的职权；
第3章包括“行政各部”，规定了临时大总统下设行政各部、部长的任免及其权限；
第4章包括“附则”，规定大纲的施行期限至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止。

行政权归于临时大总统。政府机构由大总统、副总统和九名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并以总数四分三以上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海陆军队，任免文武职员。

参议院拥有立法权。临时约法规定的议会实行的是一院制，也就是只有参议院，没有众议院。

法院拥有独立的司法权。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临时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些革命法令。

首先，制定保障人权废除封建等级特权的革命法令。
（1）解除“贱民”身份，禁止买卖人口。《大总统通令开放疍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权私文》。
（2）提高女权。倡议参议院通过赋予女子以参政权的议案 。使千百年来备受歧视压迫的中国妇女，参加各级政权的权利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3）取消官僚特权与革除官厅陋习。发布了《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废除清代标志等级尊卑的“大人，老爷” 等名称，此后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

其次，制定发扬“国魂”革除封建恶习的革命法令。
（1）禁烟禁赌。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
（2）劝禁缠足。临时政府发布《劝禁缠足文》。
（3）临时政府发布《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

第三，发布整饬吏治任人唯贤的革命法令。
临时政府认为特颁《整饬官方慎重铨选文》，要求内务部总长、次长，悉心考察，慎重用人勿使滥竽充数。

当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时，为了制约袁的权力，革命党人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特点有以下两点：

（1）《临时约法》规定的政权形式和权力关系为防袁专权独裁。《临时约法》在政体上，将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并相对扩大参议院职权。以此限制总统专断，将临时大总统置于国会监督之下。

（2）规定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严格程序。约法第7章《附则》规定：“本约法由参议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占四分之三之可决，得增修之”（第55条）。强调《临时约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严格修改程序，在近代宪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临时约法》的意义有以下三点：

（1）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帝制和等级特权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2）首次将人民久已渴望的民主、平等、自由愿望赋于法律效力，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

（3）它确立的民主法制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创举，在维护民主权利，一切依法办事，彻底否定积弊已久的君主乾纲独断、以言代法的封建法统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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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是晚清相继发生的两大改革事件。戊戌变法是于十九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通过光绪皇帝发布诏书推行的；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在西太后主持下，通过颁谕展开的。前者昙花一现；后者则历时十年，并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但是，这两大事件在历史上的地位却大相径庭。戊戌变法，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潮流加以肯定，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而对清末新政，则因为是由清朝政府自己搞起来的，又加上了“讨好帝国主义”的罪名，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就被说成是反动的，还称之为“假维新”、“伪变法”，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

清末新政出台的历史背景
由于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垮台，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就改革之事限期奏报。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等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遥为参预。从此，逐步推出各项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
清末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对政治、军事、文教、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改革官制
（1）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2）新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
（3）裁撤河东道总督及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府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等“冗衙”。
（4）宣布裁汰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废除勒索性“陋规、供应”等。

（二）改革兵制
（1）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
（2）裁汰绿营和防勇，编练新军。清政府规划按西方军制建立常备军“新军”三十六镇45万人，但直至清政府灭亡只编练成17万人。

（三）改革学制
（1）停科举。1905年，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并在当年12月设立学部。
（2）设学堂。1902年，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以日本教育为模式。南京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就是1902年设立的。
（3）奖游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生也“一体考验奖励”。

（四）奖励工商
（1）制订和完善经济方面的法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物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法律法规。
（2）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

（五）移风易俗
（1）禁缠足。
（2）禁鸦片。
（3）废酷刑。
（4）允许满汉通婚。

新政的历史作用
（一）消极作用
（1）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2）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
（3）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4）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反抗斗争的镇压。

（二）积极作用
（1）经济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开始向现代政权机构转变。
（3）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军制、武器开始近代化。
（4）思想文化上，西方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
（5）阶级关系上，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
（6）新政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促进了革命的爆发。

新政的历史评价
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清末新政时中国民族资本有了明显发展，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由于清末官制改革，使中国国家体制开始向近代迈进，而且宪政也提到了日程上来。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清末的军事改革，使清朝军队发生了突出地变化，新军大批编练，这是中国军队建设的一大转折。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清末又恰是中国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在中国封建的教育体制中，注入了西学的新鲜血液。

因此，我认为对清末新政还是应该以肯定面为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一环。

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赔款2亿两白银，一时全国震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在京参加考试的18省举人12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因为过去的举人都坐公车，所以这次上书请愿就被称作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定，无法挽回为理由，拒绝接受。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理论依据
康有为主要通过其《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来奠定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宣称东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和儒学人士所尊奉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典，统统说成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是王莽“新朝”之学，应称之为“新学”，与孔子无关。后来被称之为“汉学”的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尊尚的经书也是“伪经，不是孔子之经。从学术方面来看，康有为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当然不是正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康有为也不是将其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而是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则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演进。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是民主共和时代。康有为明确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君主专制制度不是永恒的，肯定会被君主立宪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历史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茫茫不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他自己所创的政教礼法，作为“六经”，假托古圣先王言论，宣传“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要向人们证明，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是继承孔子的事业，是符合“圣人之道”的。

变法内容
在维新变法思想高涨之际，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决定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军事、文教、政治方面的改革。

（一）经济方面
（1）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
（2）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
（3）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
（4）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二）文教方面
（1）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的申论）；
（2）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
（3）设立书局，翻译外文新书；
（4）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
（5）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三）军事方面
（1）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
（2）裁剪旧军；
（3）力行保甲；

（四）政治方面
（1）删改则例；
（2）裁汰冗员；
（3）取消闲散重迭机构；
（4）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5）广开言路，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

至于康有为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康有为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原因是“民智不开”，“守旧愈甚”，如果仓促实行，会遭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击，是“取乱之道也”。可见，维新派在变法时还是采取了一定的策略的。

失败原因
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

一、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1．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的。但也不能说，她就死心塌地地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以有利于或是权衡起来比较地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为前提。这样看来，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

可见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如果康有为等人以及光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乃至调整变法步伐，或者把“主张变法”这顶桂冠送给慈禧，策略地维持她的“权威”地位，以争取她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就不致于发生后来的政变，而且还可以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进行下去。但是康梁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坚决“扶此抑彼之策”，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这种策略性的失误最终惹恼了慈禧本人，为后来的戊戌政变埋下了隐患。

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如争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卷入后党、帝党之争，变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为要使变法成功，还要有其它种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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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区
简称“建成区”，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城市建成区范围的划定，要考虑自然地形、地貌、基层行政单位的管理界线等因素，以及城市各项用地的完整性，并尽可能与人口统计的地域范围相一致。城市近郊的一些建成地段，尽管未同市区联成一片，但同市区的联系十分密切，已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可视作城市建成区。城市建成区在单核心城市和一城多镇有不同的反映。在单核心城市，建成区是一个实际开发建设起来的集中连片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以及分散的若干个已经成片开发建设起来，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对一称多镇来说，建成区就由几个连片开发建设起来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所组成。划分城市建成区可以反映一定时间阶段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形态和实际使用情况，为分析研究用地现状，合理利用建成区的土地和规划城市建设发展用地提供基础。

以下是江西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末全省各市建成区面积

在剿杀太平天国运动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因军事作战的现实需要，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湘军、淮军先后创办了一些军械所、制造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始兴建的都是军用工业和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采矿、冶炼等工业。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将魏源的主张付诸实施。希望通过军事技术的革新来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训练新式陆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 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000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国军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除整编陆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后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共拥有舰艇14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艘，其中9艘为船政局自造，2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国军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30多年来的洋务运动“自强”目的的破产。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兴建新式陆海军，其目的是为了“自强”，而其所办的民用企业，目的是为了“求富”，但是，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如果仅从目的来看，洋务运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几个方面来看，都是彻底失败了。但从它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洋务运动的作用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果追根朔源，在许多领域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虽然洋务运动主观上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其客观上也是产生了不少积极的作用：
①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养技术工人，采用机器生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一定抵制作用。
②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开始了新式教育，有利于西方科技和思想的传播。
③对中国军事的影响：开始建立近代海军，开始了近代国防建设。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不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
②顽固派阻挠、破坏；
③洋务派缺乏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
④根本原因是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

因此，虽然洋务运动结果是失败了，但是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因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主要表现在：
①工业近代化的起步，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是近代企业。
②技术近代化的起步，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和技术人才。
③军事近代化起步，创建了三支新式海军。
④教育近代化的起步，创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式人才，并开留学先河。

可以这样说，正是洋务运动的开展，客观上延缓了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的趋势，使得中国没有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强国的道路，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救国图存任务的完成，而强国道路则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探索着。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只用4000人（最多时增至17000人），就从南中国打到北中国，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攻城略地。清军虽然有88万人马，即使是一线御敌的也有10多万，但是却处处被动，出处挨打，损失惨重。最后，清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人，认识到了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开始正视西方在技术上的长处。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他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敌情，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四洲志》等书，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被称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魏源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除了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如果要想强盛起来，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基础。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

在书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由民众选举；议会则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或否则提案等等。这些观点确实很有胆略和远见，只是，不久林则徐则被贬伊犁，魏源也一直是幕僚、知州这样的身份，无法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一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也仅仅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制度等优于中国。真正将他们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贯彻实施的则是后来的洋务派。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史地著作，如夏燮的《中西纪事》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瀛环志略》，《瀛环志略》载地图42 幅，对世界五大洲近80个国家作了介绍，内容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变迁、政治经济、风土文化等等，而重点放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书中地图绝大部分由西方地图册中采集，绘制精确。叙述则侧重于近世，兼及重大事 件和重要人物，神异之说则摒弃不取。这部书后来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影响，仅次于《海国图志》。

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核心还是中美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插手，台湾早就被解放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是一定会干预台湾问题的，实际上，近60年来美国也确实一直在干预台湾问题。现在要分析的是将来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会不会干预？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发生了台海战争，美国一定会干预的，这是由其国家利益决定的。问题是怎么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我们说干预有两种干预，一种是“硬干预”，一种是“软干预”，或者叫“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就软干预而言，美国早就有了，比如说一旦有事对台提供情报，加快出售武器，提供军事顾问，提供一些情报信息等等，这些事情美国一直在这么做，将来会加快速度。现在美国的动作还是一直没有间断。

至于台湾海峡一旦发生比较大的战事，美国是否会直接出兵，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直接到台湾海峡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国人民对抗？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谈“会”还是“不会”，而是要做某些因素的分析。美国会不会出兵直接干预台海战争，这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评估：

一、美国对台湾利益的评估。即台湾海峡、台湾地区，对美国而言利益究竟有多大，分量有多重？
二、美国对介入台海战争的风险评估。即美国为此利益，是否值得冒险，需要准备冒多大的风险，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它是否能够承受？
三、中国战争意志和承受力评估。这一点取决于中国，即中国大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没有能力同美军打一仗，造成美国难以承受的后果和损失，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意志和决心？

以上这三点评估是决定美国介入程度的三个指标。

那么。如果从战略的观点来看，美国如果介入台海战争，它是局部介入，还是真的要全面跟中国打一仗？这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美国对台海地区的利益是怎么认定的。
我们知道，美国对其国家利益分为三种，一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也是最高的利益，谁也不能碰它；第二种就是重要利益；第三种是一般利益。像台湾这个地方对美国而言有其利益，但不是最高利益，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如果有其他重要利益的时候，台湾地区利益是放在一边的，它充其量是一个一般利益或者是比一般利益多一点，这个利益是可以让位的。比如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当时叫“脱手政策”，已经准备抛弃台湾了，只是由于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出于冷战遏制需要，台湾又成了美国冷战前沿的一枚重要棋子，成为了其重要利益；上个世纪70年代，在整个美苏中大三角格局中，为了联华制苏的需要，当时美国从台湾撤军，又跟台湾当局“断交”，那时为全局战略利益，美国可以牺牲台湾利益，这个利益可有可无。

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台湾对美国的利益有这几个：第一，台湾是美国牵制中国的一个手段；第二，台湾是“西化中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样本；第三，台湾是美国保持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前沿；第四，美国可以通过台湾保持所谓平衡政策，两边超重，两边获利，这是它的利益。它的利益是以台湾海峡地区“不战不和，不统不独”即所谓的“平衡状态”为前提的。

第二，美国直接介入不能够确保其台湾利益得到保证。
如果台海两岸目前这种不统不独的状况被改变，或者一旦打起仗来，或者是台湾“独立”了，那么美国上述这些利益都将丧失殆尽。

第三，美国将会面临新的一些威胁。
若美国要用武力干预台海战争，它还可能面临一些新的威胁是不得不考虑的：
1.美军在这个地方要面临着流血牺牲的危险，美国人的生命面临着危险，这是美国不得不考虑的；
2.美国的国土包括本土在内整个国家安全将面临着全面严重的威胁，美国如果介入台海战争，其本土肯定会变得不安全；
3.美国以“虚拟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系有可能因为这一介入而面临崩溃的危险。美国的经济体系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它是以金融为特征的，是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这个经济对安全环境要求相当高。一旦和中国开战，美国能不能保证原来安全的态势？如果不能保证，那么这个经济体系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4.在战争状态下，核扩散问题有可能谁也控制不了。

第四，局部介入不能解决问题，全面介入风险太大。
从总体来讲，美国毫无疑问是居于优势的。但强弱不是简单的从武器装备进行计算的，而且是从战争总体的承受能力和作战意志综合起来看待的。尽管美国有力量，但是能不能承受另外一个大国的打击，特别是核打击，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中国到目前还绝对不愿意跟美国为这个事情打一仗，不会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会主动去发起什么战争。但是如果美国干预中国内政，逼着中国不得不打一仗的话，中国的能量是美国无法估计的。

中国是一个核大国，中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可能允许美国像过去朝鲜战争时期那样为所欲为。在联合国的谈判、投票，没有中国的赞成是过不去的。

中国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有坚强作战意志的国家。对台湾海峡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美国认为是其一般利益，但对中国而言，台湾利益是最高利益、核心利益，是最高的安全利益，最高的发展利益，最高的民族尊严所在，是最高的价值观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一利益。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心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是无限的，而美国的利益是有限的，它打的是一场有限代价的战争，以“有限”对“无限”，显然美国是无法对抗中国的。

美国干预外国事务有两个特点：一是它见死不救，二是专拣软的欺。如果已经病入膏肓，它是绝对不会救的，如越南战争后期对南越吴庭艳政权的抛弃，它只为本身利益，而绝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两肋插刀。它绝不会为了“台独”利益冒这个危险，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台湾已经不行了，它肯定要抛弃它，来谋取自己相对较大的利益，这在历史上有过的，抛弃蒋介石也是有的，这种事情多得很，一看不行了，它马上脱手。另外就是拣软的欺。在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它打绝对安全的战争；所以二战以后，虽然它力量空前强大，但是它还觉得自己不安全，还要建立自己绝对的力量、绝对的优势、绝对的把握，对战争有绝对控制的把握它才可以出手。越南战争后美国进行的几场海外战争，例如对格林纳达、巴拿马、利比亚、伊拉克、南联盟等的战争都是如此。

综合以上分析，那就是未来台海战争，美国肯定会间接干预，这是一定的。是否会直接干预关键还是取决于中国的战争意志和反击能力。如果中国有坚强的作战意志和战争承受力，并且拥有有效的反击力量，让美国明白如果其直接干预其代价是巨大的，那么美国直接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小。

2008年新年伊始，国民党在立法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在全部113个“立委”席位中，国民党夺下超过2/3的81席，完全掌控了“立法”主导权，民进党仅获得27席，距离自定的选战“生死线”尚有不小的差距，扁当局费心费力推动的“公投案”，投票率也不过二成多。陈水扁也为此次败选辞去了民进党主席之职，改由谢长廷接任。但是否就可以说2008年台海局势一片光明呢？我看未必。

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都没有统一的意愿。民进党追求的是急独，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只不过目前迫于大陆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美国的政治压力，不敢一步登天而已，只能采取切香肠的小步快跑的方式，以期能够曲线独立。国民党的政治目标只是想赢回台湾地区的执政权，并不愿也不想和大陆实现统一，国民党希望台海两岸和平共赢，只是想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以待国际局势和大陆情势的变化，其终极目标已和民进党并无多大差别，也是想实现台湾独立，只不过是缓独。马英九所提出的“终极统一”只不过是对大陆释放的和平烟雾弹而已。

其次，民进党这次立委选举失利后，就会把赌注压在“总统”大选上。陈水扁弊案缠身，为了其自身安全之际，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民进党候选人扶上“总统”宝座，因此，接下来的时间内他肯定会继续操纵两岸议题，继续在岛内进行族群分裂，甚至不排除采取升级两岸紧张局势，宣布选举中止等极端手段。因此，2008年，不排除两岸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再次，2008年正是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台独分子也有可能在这一时期继续不断制造麻烦，甚至进行法理台独等活动。联系到这一时期，西方媒体纷纷不断唱衰中国军队，说中国军队没有能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说什么中国空军第三代战机打不了11天，燃油撑不过15天，弹药基数缺乏等等。亦有美国军事新闻记者发表文章，宣称“解放军还不是一支真正的信息化部队”。 目前正值台湾走向难料、台海局势未明之时，外媒连续鼓吹中国大陆军队难以持久对台作战的论调，大有为“台独”势力打气，在台海上空煽风点火的味道。

因此，综上所述，2008年台海局势并不明朗，无论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国民党赢回政权，对统一大业来说都不是什么福音。相比较而言，民进党继续执政比国民党执政还更好一些，这样台湾就会继续沉沦下去，两岸的力量对比将会继续拉大，对未来的军事解决台湾问题就更有利。而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也许两岸局势会得到某种缓和，但是其代价是统一问题可能会被无限期搁置，反而增加未来统一台湾的难度。但是，鉴于大陆在联合国主导通过了一项奥运会休战的决议案，可以想见的是，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前，无论台湾如何挑衅，大陆是不会对台湾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至于奥运会之后，那就要根据国际国内及台湾岛内的情形而定了。

虽然中央领导人及各媒体还是在不厌其烦地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但是，只要是了解两岸现状的人都知道，和平的希望是越来越小，非和平的因素却在逐渐增长。所以，在军队内部的口号是“放弃幻想，准备打仗”，中央军委对军队的要求也是时刻准备着，加紧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这也显示出未来统一台湾的真正手段很可能就是采取非和平方式。

《反分裂法》里规定的中国被迫采取非和平方式的情况是：一是台湾宣布独立，进行法理台独的事实；二是将会出现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三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而海外媒体曾经分析过中国可能在以下几种情况时对台采取非和平方式：(1)台湾宣布独立，（2）台湾发生重大叛乱，（3）台湾研制核武器，（4）外国入侵，（5）台湾无限期拖延统一。

如果采取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那么，有哪几种可能的模式呢？

一 速战速决的全面战争模式
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直接攻占台湾本岛。此种模式，大陆首先会以大量的短程地对地战术导弹（西方称之为M族飞弹）、巡航导弹和射程超过200公里的卫士-2远程火箭炮对台湾的各个军事设施、机场、港口、指挥中心等进行火力覆盖，同时伴之以电磁战和信息站，这样台军的大部分飞机都来不及起飞就会被摧毁在地面上。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台湾本岛可以承受的导弹攻击量为96枚，也就是说，只需96枚导弹，台湾岛内的军事力量便会受到致命性打击。台湾军方对此有相同看法，认为台湾本岛可承受的导弹攻击量的确为100枚上下。而据陈水扁自己公布，大陆已经针对台湾部署了1300多枚导弹。在导弹和远程火炮火力袭击后，大陆空军将会对台湾各军事设施和有生力量进行第二轮袭击，继续对台军事力力量予以打击和摧毁。为了消耗台湾的防空力量，大陆还可以将退役的2000多架歼-6改装成无人轰炸机，对台进行轰炸，以消耗台军的防空导弹数量。同时，大陆也可以将退役封存的防空导弹改进成短程地对地导弹，对台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在此种模式下，经济封锁、斩首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在台湾军事力量摧毁的差不多后，大陆可以采用空降兵空降台湾本岛，抢占各主要战略要点，同时，海军集中一切登陆船只，将登陆部队输送到岛上。为了防止美日军事干涉，核潜艇和二炮部队会进行一级战备值班。

二 适度的有限战争模式
即对台湾军队的有生力量进行惩罚性打击，让其明白台独的代价是巨大的，难以承受的，以战促和，迫其接受和平统一的谈判。具体战法是对台本岛“战”而不“占”。从吓阻台独、消灭台主要战力的战争目标出发，对台本岛以战术地对地导弹、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炮攻击为主，辅以部分潜艇，经过连续、全面的精确打击，基本摧毁台导弹、飞机、军舰、通讯系统及防空火力等关键军事目标，消灭台独所依仗的主要军事力量。空军主要担负查漏补缺的空中巡逻、即时侦察攻击任务。之后视情况夺占台湾外岛，对本岛形成战略压制态势。对金门、马祖、彭湖等外岛，投入有限的陆海空部队在一天之内予以攻占。这样，从军事上形成对台湾本岛的“看守”态势，并以此为饵，消灭胆敢来犯之敌，从而达到在台岛之外歼敌的意图，尽量减少对台岛内民用设施的破坏。从政治上看，通过突破台海中界线，打破台独幻想，给台独势力施压，静观岛内政治力量消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我们仅使用了有限的战力，还保留有足够的战力，可以依靠广阔的大陆后方基地，应付任何来犯之敌；另一方面，通过第一波坚决、快速的战役动作，可以昭示我军坚强的决心、强大的战力，打破台独分子依靠外力谋独的幻想。

三 长期军事封锁模式
以潜艇、导弹和飞机，对台进行军事封锁，迫其和谈。台湾岛孤悬海面，交通严重依赖海运与空运，台湾经济也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一旦对台采取军事封锁，岛内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这样就会可能迫使其执政当局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台湾是一个小岛，南北部最长的距离是390公里，东西最长的距离是190公里，它一是个非常长条形状的小岛。这种小岛，它是最怕军事封锁的，它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跟外面沟通，一旦它失去了和外面沟通的能力，恐怕就很难实现它固守的战略目标，比如说封锁有很多形式，很多方法，可以从空中把它全部封锁起来，也可以从海洋把它封锁起来，也可以把它的航道给封住，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以用水雷封锁，可以用火力打击封锁。台湾的进出口对它的经济支撑程度是90%以上。一旦封锁，就不会有贸易往来，经济会很快下滑，即使台军保护特有的商船，数量也将是很微小的。邓小平在1984年讲过一句话，说我们有能力封锁台湾。台湾主要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达到95%左右，其中煤炭、石油的依赖程度达到99.3%。这是一种作战方式，从军事角度来看，封锁80%，岛内生产总值将下降62%，超过了半数。这就是它的弱点，因为它四面环海。再说大陆的经济制约，不让两岸贸易，台湾就受不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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