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居

——调整亚太军力结构，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加强对华出口管制和干涉第三国对华军售

——对台军售和加强美台军事合作

——拉拢中国周边大国，在军事上牵制中国

学府路是浦园门前的一条通往宁六公路的道路。在浦园第一年的时候，学府路是一条又窄又破的小路，一到下雨天，路上到处积水，最深处甚至没过小腿。

从浦园校门出来往左，通往宁六公路方向，是学府路稍微有点人气的地方，因为那有汉高路公交车站点和一些小店。往右则是当时还未开发的一片荒凉的高新区长满着杂草的地皮。当然，现在高新区建设得已经有了很多的人气了。

从校门出来往左200米左右，穿过路左侧一座简易的小铁桥，那边当时有四家小店，从从左往右依次是兰州拉面馆、小超市、小吃店和桌球录像厅，再过去就是当地的农民屋子了。当时和同学在兰州拉面馆里吃过几次干切和红烧牛肉面，香菜可以自己随意添加，吃起来很过瘾。旁边的小超市偶尔也会去买点日用品。小吃店呢，则请外地来玩的同学吃过几次炒菜。桌球录像厅则从来没去过。

路的另一侧则是汉高线公交车起点站及其调度室，调度室旁边是南枫园超市，当然是很小的那种了。汉高线在二年更换了新车，且改名叫高新线，终点站也从汉中门改为珠江路上的莲花桥了。不过，在还没有改线的时候，每天下午6点左右，汉高线的终点站就改在泰山新村了，离学府路还有几公里路。有一次我进程城返校时时间晚了点，结果坐的汉高线到了泰山新村就不走了，停在泰山饭店的停车场后就把我们赶了下来。没办法，我只好步行几十分钟才回到宿舍。

公交站点再往前几十米，就是高新路。当时靠近学府路路口依次有照相馆、南天百货、小吃店、新华书店，再过去就是一家生物工厂了。那家照相馆我只去照了一次相，因为入学时办身份证，所带的照片不符合大头照，要重新照过，所以就去了那家照相馆。南天百货则经常去光顾，我的德生超级短波王收音机、两台随身听、充电电池、充电器、一件T恤衫，都是在那买的。南天旁边的小吃店，发奖学金后只请同学在那吃过一顿。新华书店去的不算多，买的书就更少了，因为校区里有个书报亭，就在教学楼和食堂、宿舍区之间，可以买到一些需要的书，不用花几十分钟走到校外的这个新华书店去。

第二年，学府路进行了改造，路面拓宽了，铺上了黑色的沥青，还画上了标志线，好走多了，下雨天也不再积水了，只是路两边的建筑依然照旧。后来多年以后，高新区入驻企业多了，学府路附近才不再显得那么荒凉了。现在，那边人气应该很多了吧？

记得在大一的《军事思想》课程上，课本上谈到了这个问题。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是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称霸世界，推行的是“地区性有限威慑”战略。什么是印度的“地区性有限威慑”呢？ 当年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西攻、北防、南进”，因为当年印度还没有进行核试验，所以当年课本上只有这六个字。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其战略又增加了三个字——核威慑。因而，现在印度的“地区性有限威慑”就是九个字了：西攻、北防、南进、核威慑。　　

——西攻
即对巴基斯坦采取积极进攻战略，以优势兵力始终对巴保持进攻态势，即准备与巴打一场全面战争，有能力彻底摧毁巴。印认为，巴基斯坦是南亚各国唯一敢公开与其抗衡的对手，是其争霸南亚的主要障碍，所以视巴为现实的主要作战对手。平时，印度将50%的陆空兵力部署在印、巴边境，两大舰队之一的西部舰队部署在阿拉伯海，以其绝对优势的兵力对巴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威慑，旨在慑服巴基斯坦，进而控制其他弱小邻国。
　　
——北防
即对中国采取“防御”态势，在中印边境建立大纵深立体化的防御体系，保持局部地区兵力优势，实际上是要达成遏制中国之目的。自1993年以来，中印两国关系虽有改善，但印始终将中国视为战略上潜在作战对手。“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仍大有市场。所以，印在战略上对中国决不会放弃“既得利益”和相机进行新的扩张、蚕食。目前，印在北部边境地区屯兵20余万，其10个山地师有9个部署在印中边境，而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只有一个师和一个山地旅，不到2万人的兵力，印度军队保持着局部地区的兵力优势。据新闻报道，印度现在在印中边境大规模挖地道，以防备中国的核打击。

——南进
即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力度，最大限度地控制印度洋水域。印认为，它面临着两种海上威胁，一种来自印度洋地区国家，另一种来自外部大国。对于前者，它强调保持绝对军事优势，以慑止其进行军事冒险。对于后者则强调通过威慑，达成“力量均势”，限制其海军在印度洋上的行动自由，阻止其渗透。印度想把印度洋变成印度人的印度洋。

——核威慑
发展核武器，实施核威慑是印度军事战略的重要部分。1998年，印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连续进行了公开地下核试验。目前，印度导弹已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导弹射程可覆盖东南亚、中东地区，对巴基斯坦及其他周边国家均构成了极大威胁，因而，巴基斯坦针锋相对，也相继进行了核试验，以抗衡印度的核威慑。

火是自然界很常见的东西，也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的老祖先也正是学会了用火，才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慢慢进化成现代文明。可是，有多少人想过火是一种什么物质形态吗？

我们都知道物质在自然界的三种形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固态、液态和气态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中学物理讲到过的物质三种形态，把固态物质加热的一定程度，它就转变为液态，继续加热该液态物质到一定程度，液态就转变为了气态。例如，桌子是固态，水是液态，空气是气态。但是，火是这三种中的哪一种形态呢？都不是。火是第四种物质形态——等离子态。

什么是等离子态呢？等离子态又叫做物质的第四态，在自然界中，当电流通过某些流体（包括气体和液体）时，体的某些粒子便被电离，这样，电离和没电离的各种微粒子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等离子态。等离子体的存在机理是怎样的呢？物质是由分子或者原子组成的，而分子也是由原子组成。原子都由原子核和绕核高速运动的电子构成。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电，正、负电数量相等，整个原子对外不显电性。电子之所以绕核运动，因为它的能量不足以挣脱核的束缚力。如果不停地给物质加热，当温度升高到数十万度甚至更高，或者用较高电压的电激，电子就能获得足够逃逸的能量，从原子核上剥落下来，成为自由运动的电子。这就像一群下课后的学生跑到操场上随意玩耍一样。这时物质就成为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一团匀浆，人们戏称它“离子浆”。这些离子浆中正负电荷总量相等，因此又叫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的物质密度跨度极大，从10的3次方个/立方厘米的稀薄星际等离子体到密度为10的22次方个/立方厘米的电弧放电等离子体，跨越近20个数量级；温度分布范围则从100 K(-173.15°C)的低温到超高温核聚变等离子体的10的8次方-10的9次方K。

我们用水做例子：将冰加热到一定的程度，它就由固体变成为液体的水；温度再升高，又蒸发成气体。但要是将气体的温度继续升高，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气体的温度升高到几千度以上的时候，气体的原子就开始抛掉身上的电子，于是带负电的电子开始自由自在地游逛，而原子也成为带正电的离子。温度愈高，气体原子脱落的电子就愈多，这种现象叫做气体的电离化。科学家把电离化的气体，叫做“等离子态”。

除了高温以外，用强大的紫外线、X射线和丙种射线来照射气体，也可以使气体转变成等离子态。等离子体在我们的宇宙中大量存在，从一根蜡烛燃起的火苗到滋生万物的太阳，从闪烁的星星到灿烂的星系。在广漠无边的宇宙中，它是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形态。因为宇宙中大部分的发光的星球，它们内部的温度和压力都高极了，这些星球内部的物质几乎都处在等离子态。只有在那些昏暗的行星和分散的星际物质里，才能找到固体、液体和气体。

就是在我们的周围，也经常能够碰到等离子态的物质。像在日光灯和霓虹灯的灯管里，眩目的白炽电弧中，都能找到它的踪迹。再有，在地球周围的电离层里，在美丽的极光、大气中的闪光放电和流星的尾巴里面，也能找到这种奇妙的等离子态。

等离子态是物质在高温下的形态，那么，如果物质不断冷下去、冷下去……一直冷到不能再冷下去，比如说，接近绝对零度(-273.16℃)吧，在这样的极低温下，物质又会出现什么奇异的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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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汉口路是一条路幅不到10米的小路，从中山路鼓楼隧道往右转，就是汉口路了。以天津路和小粉桥为界，西侧才是南大的校园，东侧是南京市的其他单位，天津路东侧那边最著名的是鼓楼医院，小粉桥东侧那边是南京市供电局和新世纪酒店。

第一次到汉口路，还是大一那年国庆节的时候，从浦口校区坐公交车进城，和同学一起到学校本部参观了一下，出北园正校门，就是汉口路了。那时候汉口路还没有经过后来的整治，路面很破烂。穿过汉口路，就进了南园。南园是学生宿舍区。当时心里觉得很奇怪，怎么校园会被一条马路分隔开呢？

当我们从浦口的那个虽然“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但是却的确是“鸟不生蛋”的地方搬来鼓楼之前，每个人脸上都是洋溢着欢乐的。我们搬家时请的是南京军区的军车，有大客车也有卡车。我们宿舍坐的是一辆丹东黄海的军用大客车，比那些坐军用卡车的舒服多了。真正来了，却发现期待总是与现实有着距离，而且不是一般大的距离。从四个人的宿舍到八个人的宿舍，从明亮整齐的宿舍到低矮的平房般的老宿舍，的确让人有些丧气。在浦口，我们每人都有一张带有书柜的书桌和一个壁橱，每个宿舍还有阳台，晾晒衣服很方便。但是在鼓楼，只有4个人合用的一张桌子，没有壁橱，也没有书柜，更没有阳台，只是窗外有两根铁丝用来晒衣服。我们到了南园，住的是3舍4楼。3舍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原先只有三层，后来在上面加盖了一层，所以我们4楼除了窗户那扇墙壁是石头的外，其他的都是用木板做的。

那个时候的汉口路，以学校的大门分界，大门出来往左走，也就是往南大出版社书店那侧，是一条林荫道，盛夏是散步的好去处。南大出版社书店对面，则是校医院，印象中我只去过校医院两次，一次是自己去看病，一次是毕业时体检。从大门出来往右则是热闹繁华的步行街。那时一到了中午，所有的餐馆门口都是排队，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学校虽然卖盒饭，但是学生大都喜欢买汉口路餐馆卖的盒饭。据说是同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搭配，比如同样的四块钱，学校只能有一荤两素，在汉口路，却是可以有两荤三素。我们第一次从浦园搬到南园，吃的第一顿午饭，就是在汉口路小店买的。

汉口路上行走着各种各样的人，大都是学生模样，也有成年人，中学生，小学生，因为汉口路上有所汉口路小学，在恩波考研培训中心旁边，路口边的青岛路上有所青岛路中学，也叫南大二附中。直到2000年左右开了家华诚超市，汉口路上似乎一直是那个样子。

汉口路的南园大门一出来右边有个小小的工商银行分理处，那个时候拿着存折每个月可以领到28.5元的大学生补贴。后来，这个工行分理处安装了两台ATM自动取款机，我们取钱也就方便多了。分理处旁边是学校电影售票窗口，每到周末就会售电影票。南园大门口左边是一个邮局，寄信汇款基本就在那里。邮局门口前就是一个报刊亭，上午去上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那里买一份现代快报，下午下课回来，则会在那里买份扬子晚报。

后来，汉口路拐青岛路口开了苏果超市和一家新疆的烤肉馆。新疆烤肉馆口味正宗，大盘鸡真的特别到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吃到大盘鸡是在那里，以后在别的地方吃，总觉得味道不正宗。新疆烤肉馆的羊肉串那时是两元钱一串，味道也特别好吃。大四时，不习惯在学校食堂吃饭，会经常和一两个同学，跑到汉口路上的小吃店去吃盖浇饭或者炒一两个小菜。那时，我经常和一个福建的同学到一家叫“江西小馆”的小店去炒菜吃。每次都是只炒家乡肉和三鲜豆腐这两样菜，饭是随便吃，所以我们会让老板娘用一个大汤碗盛上满满一大碗的大米饭。后来，汉口路整治，江西小馆就搬到青岛路上去了，而且装修的环境比原来好多了，因而，我们还是经常去那吃饭。

晚上的汉口路也非常热闹，各种流动的摊点一到晚上就活跃起来了。那时，最喜欢的还是陕西酿皮，就是红红的那种。当时炒酿皮的有两家，我经常光顾那家是一对兄弟，炒得很好吃，量也足。酿皮有素炒酿皮、三鲜酿皮、牛肉酿皮和羊肉酿皮这几种。我一般都是吃三鲜酿皮，因为里面有鸡蛋、牛肉和羊肉，只要3.5元一份。所以经常晚上上完自习回来就会带几份回宿舍，除了自己吃外，还帮同学带。

后来汉口路经过几次整治，一些小吃店也就消失了，晚上的一些摊点也被禁止了，所以，不再有往日的繁华热闹了。

南京主城区面积243平方公里，人口300多万。南京交通拥堵的原因有很多，但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城市布局空间结构失衡。
南京市的人均道路面积在全国城市中居于前列。2007年南京人均道路面积17.1平方米，远远高于广州的11.6平方米，武汉的9.3平方米，深圳的6.65平方米，上海的4.3平方米。而南京的机动车数量不过83.29万辆，仅高于武汉的76.0万辆，远低于深圳的114.5万辆，广州的182.3万辆，上海的253.6万辆。换句话说，通道的量是有了，但是交通方式这块可能跟原先规划的交通方式不一致。原先是公交、小车、自行车各占一定的份额，在这样一种组合方式下通道量是够了。但现在情况是公交量不够，小汽车增长又特别快。其实“堵”还是指小汽车堵，自行车没那么严重。所以方式结构这块，与原先预测的不一样。这就造成结构上的失衡。城市交通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系统的功能问题，单一的对策基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南京城市东西向交通的拥堵问题根本上是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问题，老城与河西新城（以及老城与江宁、仙林、江北三个新市区）的“工作-居住”功能组合决定了大量的通勤性交通，河西新城（以及三个新市区）的中心职能不能成长，大量的通勤问题就无法缓解。

——城市公交体系不完善。
南京市现在划了不少公交专用道，但是“断”的。仅仅开一条路，而实际上它的服务面是很窄。2007年，南京拥有公交车数量5312辆，低于武汉的6600辆，广州的9400辆，深圳的10700辆，上海的18000l辆，北京的20500辆。在年公交客运量方面，南京只有9.59亿人次，而武汉是19.5亿人次，深圳是18.2亿人次，广州是20.6亿人次，上海是26.5亿人次，北京是42.3亿人次。

——信号配时优化不合理。
南京市全市设置了300余处红绿灯，基本上每隔几十米就设置一个红绿灯，特别是大桥－鼓楼－新街口那条主干道上，红绿灯多的象麻雀！但是在时间控制上又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而也经常造成车辆拥堵。例如草场门的信号灯是优先放行东西向的，南北向经常要等2分钟左右。由东往西方向过草场门遇到的第二个红绿灯是省政府围墙外的西康路路口，接下去的红绿灯一个接一个，而且等待时间较长。这就造成草场门的车辆优先进了，但是过了省政府再往东就不能及时放行，造成拥堵。

——省市级等机关和军队车辆不遵守交通规则。
省市级等机关和军队的车辆经常发生越黄线违规行驶，经常会因此而堵住一股车道，影响主流线的畅通。这种政府机关和军队的违章现象，南京交警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作为。

——城市交通管理理念错误。
根据交通经济学里一条非常著名的定律——当斯定律(Downs Law )：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和控制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就算结构合理，交通状况也不会因为修了路而好转。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本解决出路是管理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给。世界各国的无数经验表明，增加道路不仅不可能解决拥堵问题，反而会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空间是有限的，道路增加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汽车发展的速度，因此拥堵本身就是一种机制，一种控制交通（人类的欲望）无限扩大的机制和天然法则，供给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大的需求。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不是从管制和控制车流量入手，而是堵了就拆迁修路，再堵再拆迁再修路，循环往复，乐此不彼。难怪南京的道路总面积已经超过上海等一大批比自己规模大的城市。

南京汉口路西延工程，全长4727米，路幅24-31米，大约在双向4车道到6车道之间，工程的总投资测算20亿元。按照规划，2011年工程完工后，拓宽成为双向4车道交通干道的汉口路（目前汉口路路幅宽度只有8米左右）将把南京大学彻底劈成南北两半，学生们将不得不经由隧道在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穿行；道路经过以宁静优美著称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北围墙后，再连接一条净空高度大于3米的地下隧道，穿越河海大学校区，从河海大学校门口钻出地面，设立隧道出口。

政府方面宣称该项目工程的目的是缓解南京市交通拥堵，特别是北京西路交通拥堵的状况，给南京市民出行带来方便。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只不过是用来糊弄老百姓的冠冕堂皇的假话罢了。北京西路被称为“政府一条街”，江苏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和众多省级机关和南京军区以及各式招待所、宾馆密布道路两侧，北京西路向东延伸的北京东路，则是南京市委、市政府级市级机关的所在地。中间隔着鼓楼公园、鼓楼广场、中山路以及鼓楼隧道。南侧广州路，则被称为“医院一条街”，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南京肺病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等大医院集中在此。北京西路和广州路之间，四牌楼汉口路沿线，则是著名的文教区，其间云集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等高校，另有颐和路公馆区、傅抱石纪念馆等历史文化风貌区和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南京市内最为著名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一到上下班高峰时期异常拥堵的实质是省级和市级的大量公车在与公交车和出租车抢道，因为南京市的私家车数量并不很多。也就是说，拓宽汉口路并西延，只是为了解决省市级机关小车通行的问题，所以，包括道路和隧道的设计通行车辆都是小车，而不是公交车等大型车。

解决北京西路交通拥堵有多种扩宽方案，一是可以扩宽北京西路，但是这样一来就要拆掉省级机关的围墙和大门；二是拓宽广州路，但这样就要拆迁很多商铺，且涉及众多拆迁相关方，调解工作量十分巨大；三是搬迁省级机关和市级机关，将其迁往河西新区，既可带动新区经济发展，又可大大缓解主城交通拥堵状况；四是拓宽汉口路，打通汉口路和汉口西路，这只需做好三家高校的工作即可。之所以选择最后一种方案，就是南京市政府认为该方案的经济成本最小。拓宽北京西路、广州路似乎是最直接的对策，但是面对巨大的拆迁量和沿线那些不可能拆得动的单位，专家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北京西路和广州路之间重新寻找出路。而汉口路西延这一方案，却是2005年1月由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交管局长等所谓市人大代表提出来的。

该工程牵涉到的相关利益方有江苏省委省政府、南京市委市政府、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下面来看看这几方对这一工程的利益和态度。

江苏省委省政府——工程直接受益方。因为这一工程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小车出行便捷问题，所以省委省政府对这一工程极力赞赏，并且很快给予批准，并投资10亿元，敦促南京市政府尽快施工。

南京市委市政府——工程受益方。因为这一工程一可以“媚上”，取悦上级领导；二可以标榜政绩，捞取政治资本；三可以各参与部门借工程投资或多或少可以捞取一笔。所以，南京市政府也是想尽快开工，并且采取了在工程方案规划、测评、批准前都没有正式通知三所高校的做法，准备趁寒假期间强行开工。

南京师范大学——利益受损方。拓宽后的汉口路将直接从南京师范大学的北围墙外经过，原来十分安静的校园将变得十分喧闹。隧道东口意味着南师大附近将会出现两个巨大的废气排放口。南京师范大学是江苏省属正厅级高校，书记由江苏省委任命，校长由江苏省政府任命，因而，学校官方对这一工程很难表示反对意见。南京师大的校园BBS也被关闭，本科学生大部分都在仙林校区，其民间BBS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只有两个帖子，寥寥十几条回复，所以学生也不见有什么动静，甚至有学生说这是政府行为，我们有什么办法？因而，南京师大是最有可能被南京市政府攻下的目标。

河海大学——利益受损方。河海大学是汉口路西延工程最早的反对者。因为这个工程将需要在河海大学地下挖掘一条净空高度大于3米的隧道，并在西康路设置一组进出匝道，并需在河海大学校门西侧附近设置工作井一座，这实际上意味着隧道东出入口就在现在河海大学的校门口。就河海大学而言，工程将使本已局促的学校用地更显紧张，地下隧道将直接影响地面几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精密仪器，并限制今后学校建设高层建筑和更新实验室。在心理上，师生们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周围喧闹、脚下有地下隧道的校园中从事学术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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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学，还是要大路？

11月20日的《南方周末》如是说，令人深思。文章写到：南京汉口路西延工程获批，将劈开南京大学，经过南京师范大学，穿越河海大学……按照规划，2011年工程完工后，拓宽成为双向四车道交通干道的汉口路将把南京大学彻底劈成南北两半，学生们将不得不经由隧道在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穿行；道路经过以宁静优美著称的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北围墙后，再连接一条净空高度大于三米的地下隧道，穿越河海大学校区，从河海大学校门口钻出地面，设立隧道出口……省人大代表、南京大学老教授伍贻业……甚至提出质疑：汉口路西延隧道的通行车辆设计为小汽车，“那这条路主要就是为北京西路上的政府机关用车设计的”！ “花这么多钱搞这么大工程，就是解决小车子进出，南京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地方需要投资？如果南京除了修这条路，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那我同意修这条路，否则，休想我同意！”

《南方周末》远在千里之外，尚能仗义执言，作为生在长在南京的大学人，实在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没了灵魂，怎么能算名城？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既然是活的，就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积累。岁月和民心是一面筛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留下哪些滋养我们、哺育我们、激励我们、造就我们的部分，久而久之，便会凝固成一座城市的灵魂。

城市的灵魂有实体的部分，也有精神的部分，前者如护卫着南京的明城墙，后者如南京人宽厚、包容的性格。至于南京的大学不仅之于南京，就是对于整个中国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作为城市灵魂的组成部分，它很特殊，因为它既有形，又无形。

当作灵魂的东西未必高大，也未必靓丽。

漫步在欧洲各国的都市里，往往会发现那里分布着许多静街陋巷。尽管，现代城市日新月异，但是，市政规划和建设部门、当地的百姓始终千方百计地守护着这些看似古旧的特色，如果非得大兴土木，保护这些遗存也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之后还会制定种种保护它的规章和条例，例如，小街上不准车辆驶入，只供行人步行。而且，保护和弘扬的工作也十分细致，你时常会在街边巷口、门口窗前见到一些制作精致、独具特色的小匾牌，上面写着哪一位学者、作家、艺术家或者是杰出人士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或常在这条石板路上散步思考。

一座城市里能够称作灵魂的人和事并不很多。所以，如何对待、怎么取舍、怎么保护，就成为这座城市整体素质的突出表现。唯有那些尊重文化传统、珍惜历史遗存的城市才能绵延不绝，也才堪称名城。南京建委的官员既然在“名城会”上公布汉口西路西延工程的决定，要对大学区实施穿肠破肚的手术，不仅可悲，而且还很有一些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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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痛斥卖国贼，反对割地求和。在京城的18省举人推举康有为为首，公车上书。康有为在见到翁同龢之后，要求翁代为呈递，并献三诏：一是罪己之诏，光绪皇帝在诏书中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二是明罚之诏，对那些耽误国家大事的人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三是求才之诏，要皇帝破格提拔有用之才。全国群情激愤，地方督抚中大部分也反对合约，反对割地，要求清政府迁都再战，变法图强。可惜光绪帝已无心再战，只想保住北京。

民众上书台湾署理（代理）巡抚唐景崧：“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 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闻讯，当即刺破手指，血书“抗倭守土”四个大字，以示抗敌保台的决心，随后率领台湾绅民上书清政府：“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

割台专使李经芳于5月19日前往台湾办理交割。6月2日，李经芳慑于台湾人民反割台的巨大声势，不敢登岸，电视剧里李经方差点被台湾几个义士抓住装进麻袋扔进大海里，是日本派来保卫他的特工所救，在基隆外一艘日本军舰上正式与日本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日本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办理了台湾交割手续。

1895年5月25日，在丘逢甲等人的推动下，台湾官绅组成了“永隶清朝”的“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军统领，著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大将军。电视剧《台湾·一八九五》中没有反映这一幕，而是让唐继续做“台湾巡抚”，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避免涉及台湾曾“独立建国”的历史吧。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立即向清政府表示：“台湾绅民，誓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同时宣示中外，“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民主国是在台湾民众被日本占领的危急关头，台湾同胞自发保卫台湾，反抗侵略而成立的抗日救亡政权，“以独立之名，行抗日之实”。台湾人民也纷纷组成“平倭团”，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众多义军中，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是由徐骧、吴汤兴、姜绍祖所领导的三支队伍。在台湾人民抗日激情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为首的部分清军将士，也纷纷表示抗不奉诏，坚守台湾，与台湾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

唐景崧担任“总统”后，在防务部署上，让刘永福的黑旗军驻守台南，让林朝栋的栋字营驻扎台中，而北部战事激烈之地只让二十营战斗力极差的清军去防守，辅之以丘逢甲的义勇。唐景崧的心思是，他是台湾的老大，也知道朝廷不甘心割让台湾，如果他能阻止日军登台，那么将是奇功一件，升为一品大员指日可待，因而不想让功劳被刘永福抢去。

5月29日，日本侵略军分别由桦山资纪和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指挥，向基隆进犯。双方进行激烈的战斗，后因清军兵力薄弱，且战且退，最后被迫退往狮球岭拒守。由于唐景崧缺乏真正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当台湾民主国成立当天，便下令各官员在三天之内返回大陆，从而掀起了一场内渡逃跑风，当日本大举进攻台湾的第七天，贪生怕死的唐景崧便躲进英船，逃回大陆，随着唐景崧的逃走，“民主国”不久即告解体，日军攻占了基隆。6月6日午夜，日军进攻台北。城内一些爱国军民奋勇抵抗，但因无人指挥，无法打退日军的进攻。7日下午，日军攻占了台北。

丘逢甲这个副总统在唐景崧逃跑后，并没有顺位继承总统指挥作战，而是学其恩师唐景崧，挟带公款官银十万两，仓徨逃往中国广东嘉应，置抗日义军、台湾人民以及自己的庄严承诺于不顾，沦为后世笑柄。丘逢甲后来逐渐转为反清，曾任中华民国广东省军政府教育部部长，赴南京参加筹建临时中央政府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守卫台南的黑旗军首领、记名提督、南澳镇总兵、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表示为保卫国土，“万死不辞”。坚守台湾的军民，共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电视里说推举刘为台湾巡抚），刘永福拒不接受，只以黑旗军首领、帮办台湾军务身份领导全台抗日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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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八九五》今晚放到李鸿章作为清国全权谈判代表，赴日本马关与日本谈判，在第三次谈判时，李鸿章被一日本男子刺伤。为什么李鸿章会被日本人行刺呢？

甲午战争日军攻占辽东，消灭北洋海军后，清廷派了吏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去日本广岛，希望进行停战谈判。只不过日本不予承认他们的谈判代表身份，说只承认两个人，那就是恭亲王奕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所以清政府不得不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使，赴日本议和。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率其子李经芳、伍廷芳以及顾问科士达（美国前国务卿）等人，分乘两艘德国轮船，前往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谈判议和。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住在引接寺，距谈判地点春帆楼近在咫尺。1895年3月20日谈判正式开始，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而李鸿章则希望日本能有所让步。

就这样，谈判一直持续到3月24日，双方仍未达成一致。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持手枪的日本男子，随行保卫人员还未来得及反应，那人照准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担任保卫任务的日本警察大惊失色，纷纷拔剑抽枪，冲向刺客。刺客迅速逃入路旁一家杂货店中，躲在柜台后面开枪拒捕，几经搏斗，终被擒获。
　　
眼见中堂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引接寺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他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苏醒后，坚决拒绝医生做手术取出子弹，法、德等国医生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他们担心，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于是决定敷药治疗。
　　
李鸿章马关遇刺的消息传开后，全世界舆论哗然，不少国家发表声明，谴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也一度颇为恐慌，首相伊腾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前往引接寺查看李鸿章病情，明治天皇派出御医为李鸿章医治枪伤，并诏谕要严惩凶手。明治天皇还谕令马关全境戒严，李鸿章下榻的引接寺周围更是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
　　
经治疗，李鸿章渐渐伤愈，谈判继续进行。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之前是要求3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经查，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小山六之介在供词中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介的这种歇斯底里症在日本决非孤例。当时，日本国内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人相当多。尤其是在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甚浓，有人狂言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小山六之介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却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小山六之介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被捕后，小山六之助作为国事犯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1907年8月，小山六之助服刑仅12年，日本当局就以“在监狱表现好”为由，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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